中国书画钤印的艺术性

时间:2022-10-22 16:36

 

   书、画钤盖印章,这是中国独有的艺术特色。现代书画大师潘天寿先生曾说:“中国印章的朱红色,沉着,鲜明,热闹而有刺激力,在画面题款下用一方名号章,往往能使全幅的精神提起。起首章、压角章也与名号章一样,可以起到使画面上色彩变化响应、破除平板,以及稳正平衡等等效用。”“印章在画面布局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。”又说:“中国诗文、书法、印章都有极高的艺术成就,中国绘画熔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炉,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绘画的艺术性,与中国的传统戏剧融有音乐、舞蹈一样,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。”因此,历来书、画名家,都十分精研篆刻,并重视书画上的如何用印。如若印章钤盖不当,非但不能“锦上添花”,增强艺术效果;反而会弄巧成拙,“佛头着粪”。清盛大士《溪山卧游录》有云:“图章必期精雅,印色务取鲜洁。画非籍是,增重而一。有不精,俱足为白璧之瑕。历观名家书、画中图印,皆分外出色。彼之传世久远,固不在是,而终不肯稍留遗憾。亦可见古人之用心矣。”故书、画家怎样钤印,必须精心斟酌。

  通常书、画钤印,自有一定的法度。就笔者浅见,简述如下:

  一、 要大小适宜。

  清孔衍拭《石村画诀》曾说:“用图章,宁小勿大,大则不雅。”此说似属偏执。钤印,理当视作品的幅式大小,而相应配置。作品篇幅虽大,而字款小者,应当盖用与书款相等之印章。倘属几人合作,几人印章的大小亦宜相仿。

  凡题款用印,以一名一字为正。款名,印字;款字,印姓名。款有姓,则用名印;款无姓,不落款者,则应当用姓名印,使人易知作者为谁。具道号、别号款者亦同。清陆时化《书画说钤》有云:“宋人书名,不用印;用印,不书名。见之黄山谷暨先谓南公。”至于引首(或称起首,下同)与压角(亦谓押角或押脚,下同)印,当判别地位之妥适而定。假使款字细小,纸地逼仄,可用小联珠印,自显精到。收藏用印,当看字画之大小,以为印之大小,字之多寡。大则里居姓氏,小则堂名表字,或只用姓名章,以不损字画与画面为要。盖印最忌妄率无度,姓名、字号、斋馆、闲章、尽戳于上,实伤大雅。

  二、 要善择形式。

  印章除正方形朱、白文外,还有半通、长方、瓦当、圆形、半圆形、椭圆形、葫芦形、自然形、肖形、花押印……等各种印面形式。凡一件作品,同时钤用二方或二方以上印章者,就需要善择不同的印面形式,为避雷同。如二枚正方形姓名印连用,宜以一朱(朱文)一白(白文)为佳(古人也有二白连用的,此乃秦汉印多为白文之故)。押脚若已拟钤长方白文章,起首当用圆形、椭圆形、葫芦形等朱文印,或肖形印更好。今人著名书法篆刻家邓散木先生,其书作引首,就常用花押印。印式变化有姿,可与整体作品的艺术美,相得益彰。

  三、 要审察地位。

  大凡书画作品,总有虚实、疏密之处。密处或欠紧凑,可以印章填补;疏处如觉空泛,可借印章充实;上、下、左、右或有未稳,天头地角几块空间或嫌平板少变化,亦可选择一、二处加盖印章,宛如挪动小小的“秤砣”,顿使画面均衡熨帖。此正是潘天寿先生之所谓“破除平板”、“稳正平衡”的效用。钤印得当,既能起到笔墨的作用,又能起到笔墨所起不到的作用。

  四、要排列得当。

  作品倘若简括单调,需要活跃振醒,可钤盖多枚印章。但必须横竖成行,大小错落,朱白相参,中有间距化而有律,切忌杂乱无序。同时钤用起首、压角章,习惯以斜角交差使用。起首宜小于压角,避免头重脚轻之弊。陈目耕《篆刻铖度》有云:钤印“用一不用二,用三不用四,盖取奇数,其扶阳抑阴之意乎。”清钱杜《松壶画忆》中亦云:“印章最忌两方作对。”此说固非玉律,但在作品中钤盖多枚印章时,取用奇数,“其扶阳抑阴之意”,却具有独到的见地。

  五、要权衡轻重。

  就直观之感,白文印分量较重,朱文印分量较轻。故墨色浓重之作,宜盖白文印,印泥贵饱满均匀,以使红彤彤的朱色与乌黑的墨彩“有刺激力”地强烈对比,相映成趣。而工楷之作,往往多用朱文印,印正勿歪,和谐一致。尤其是花卉画,着意要烘托“一点红”时,更宜在较远处钤盖朱文印,以免喧宾夺主,本末易位。

  六、要协调风格。

  “风格即人”。书画风格,随人而异。揣摩用印,也要相类而施。单刀直入的急就章,不宜钤在工细精微的工笔画上,奔放雄健的书法,亦不宜盖用娟秀的印章。否则,就会格格不入。此外,就词句章来说,还有一个词意与刻印的风格问题。刻“喜气洋洋”印处理得板滞、僵硬无生气;刻“统一国家”印,处理得支离破碎;刻“一代天妖”印,处理得纤弱无力,这都有背于词意。这固然是刻者之败,而钤之于书、画,则成为作品之累,书、画家尤当慎之。

  七、要切题拓意。

  闲章多主寓意。清高兼在《指头画说》中说:用闲章“必与书、画中意相结合,如临古帖,用‘不敢有己见’、‘非我所得为者’、‘顾于所遇’、‘玩味古人’等章。画钟馗用‘神来’、虎用‘满纸腥风’印,画树石用‘得树皮石面之真’”印。又清李方膺画梅常用“梅花手段”章。陈鸿寿刻赠心如画梅用“问梅消息”印等等。再如,现代书家的书作上常用“书为心画”、“游于艺”等章;画家的山水画上常用“江山多娇”、“锦绣河山”、“换了人间”、“今胜昔”等章;花草作品常用“大好春光”、“万紫千红”、“春满园”等章;松柏、万年青常用“万古长青”、“千秋”等章;仿古作常用“心追手摹”,写生之作常用“我师造化”等章,皆自然切题,饶添情趣。另外,还有拓展题意,抒发见解,同时钤用含意至深、别图寄寓的词句印者,更能深化作品的意境,给人以无穷的遐想,从而极大地提高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如清郑板桥画上常用“二十年前旧板桥”章,李方膺梅花上常用“平生知己”、“换米糊口”章,以及今人潘天寿老先生书画上常用“宠为下”印等等,都令人对其作品浮想联翩,回味无穷。

  八、要符合礼仪。

  古人用印,讲究礼仪。凡卑幼致书于尊长,当用名印。平交辈用字印。尊长给卑幼,用道号即可;反之,则贻笑大方。诗人用印,名印当在上,字印当在下,道号又次之。盖先有名,而后有字、有号故也。看宋儒真迹中用印皆然,而今人多不讲此。印泥通用朱色。但古人礼俗逢丧白守制之时,有用青泥者。

  以上所述,只是一般的钤印常识。然而,世有例外。譬如,明书画家文徵明,大幅作品上,也钤以小章;而王铎,册页小轴,亦盖以巨印,而仍处治有方。又如清画家原济,在其册页一侧,竟自上而下连钤许多方印,简直可谓叠印砌墙。可是,因为他长于经营,使画与印顾此及彼,左呼右应,令观者于开卷突兀之余,感受到作者的奇特用心,乃至有齿颊流韵、心田溢蜜之美。再如,近代名家吴昌硕、黄宾虹、齐白石、潘天寿使用印章,直似高手弈棋,随意摆布,而恰到妙处,真可谓是神思奇想,巧夺天工。   ▲【本文转自《三真堂鉴藏文化》】